唐玄宗被安禄山叛军吓得张皇失措高力士为何支持太子杀杨贵妃?

【发布日期】:2019-09-22【查看次数】:

  天宝十五载(756)六月十三日黎明,一队人马保护着唐玄宗从禁苑延秋门而出,匆匆向西疾驰而去。这支队伍中除了皇帝之外,还有杨贵妃、杨国忠及杨氏的几个姐妹以及太子李亨和少数几位皇子,连皇帝的其他嫔妃、公主、皇孙以及百官都抛弃不顾了。可见安禄山叛军的声势,潼关的失陷对玄宗震动之大,使他完全张皇失措,只能不顾一切地抛弃长安向西蜀地区逃命去了。

  当玄宗一行走到马嵬驿时,却发生了禁军哗变,杀死了宰相杨国忠,并迫使玄宗处死了杨贵妃。 关于这次事变是否是军士的自发哗变,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事先有所预谋、有计划的,但是关于主谋为谁,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。从上面的引文看,有四个人比较引人注目,即太子李亨、陈玄礼、高力士、李辅国。

  其中陈玄礼的意向最为明显,史书记载他早在长安城中时就想诛杀杨国忠,在此次禁军哗变中,他表现得最为活跃,而他本人又是禁军大将,所以最有可能是他主导的此次事变。但是陈玄礼为什么要诛杀杨国忠?其缘故史书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,于是有人认为大宦官高力士是主谋,因为高力士主导的内朝与杨国忠主导的外朝争权,所以导致高力士必欲铲除杨国忠,陈玄礼只不过受其指使而已。不过这些均为推测之辞,并没有多少史料作为证据。还有就是太子李亨,他与杨国忠矛盾最大,自然也愿意乘机铲除杨氏势力。

  在上面的引文中,记载陈玄礼通过太子身边的宦官李辅国,向太子征询过诛杀杨国忠的意见,“太子未决”。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此事。但是从其他记载看,太子李亨的态度却不是这样的。如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载:“从幸至马嵬,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,诛国忠父子。”同书《韦见素传》载:“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,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(即李辅国)谋于皇太子,请诛国忠,以慰士心。是日,玄礼等禁军围行宫,尽诛杨氏。”这些记载都明确说太子参与了密谋,并没有“未决”这样的态度,可见《资治通鉴》是为太子李亨避讳了。至于李辅国,只不过是个往来传话的角色,并非此次事件的主角。

  那么,高力士到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?从上引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看,他是主张处死杨贵妃的,而且是缢杀贵妃的直接执行者,其积极参与的姿态是非常明显的。原因应是怕杨贵妃秋后算账,索性将杨贵妃也缢杀。而且从后面接着发生的事情来看,高力士支持太子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显的。

  马嵬事变结束后,玄宗命令继续西行,“父老皆遮道请留”,玄宗于是命太子留下来抚慰百姓,父老因曰:“至尊既不肯留,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,取长安。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,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?”须臾,众至数千人。太子不可”。于是太子之子建宁王李倓、广平王李椒(即李豫)以及李辅国等皆劝太子留下来,“父老共拥太子马,不得行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太子只好派人报告玄宗,玄宗“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18)。

  从此,太子李亨与玄宗在政治上分道扬镰,摆脱了玄宗对他的控制。其实这一切也是事先策划好的。据《旧唐书·李辅国传》载:“辅国献计太子,请分玄宗麾下兵。”《书·李辅国传》亦载:“陈玄礼等诛杨国忠,辅国豫谋,又劝太子分中军趋朔方。”从这些记载看,上面所说的父老遮道请留太子,完全都是事先预谋好的,也就是有人导演的一场戏。

  那么太子李亨到底拥有何种力量而能使他与玄宗的分道扬镳成功呢?这就是他所掌握的部分禁军部队。《旧唐书·承天皇帝谈传》云:“禄山之乱,玄宗幸蜀,谈兄弟典亲兵启从。”说明在此次玄宗幸蜀时,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谈、广平王李椒等均掌典禁军,此二人所掌的这部分禁军自然是李亨所倚赖的基本军事力量。这部分军队有多少人呢,从上引的“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”一句可以知道有二千人马。

  从“后军”二字可以知道玄宗从长安逃走时,太子一直处在殿后的位置,也就是说他本来就统率着后军。关于这一点还有史料可以证明,如《旧唐书·肃宗本纪》记载说:“车驾将发,留上(指李亨)在后宣谕百姓……(玄宗)乃令高力士与寿王帽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,留后军厩马从上。”从以上情况分析,这里所用的“留”字要比前面所用的“分”字更能准确地表达当时的实际情况。在这二千人马中有部分飞龙厩兵马,这是唐朝禁军中的精锐马军,它一直由高力士统率,并任内飞龙厩大使。这支禁军甘愿跟随太子李亨而与其老首长高力士分离,恐怕高力士本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,马嵬事变实际上是太子李亨、高力士与陈玄礼等人联合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行动,除了要达到铲除杨氏兄妹的目的外,帮助太子摆脱玄宗羁绊,使其能担负起领导全国平叛的责任来,才是这场事变的最终目的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,高力士与陈玄礼皆玄宗的心腹之臣,有着数十年深厚关系,为什么却在此次事变中转而支持太子呢?这就需要再作分析了。

  杨国忠在朝廷专擅弄权,声望极其不佳,当时人皆认为:“兵满天下,毒流四海,皆国忠之召祸也。”高力士、陈玄礼难免也有类似的看法,因为陈玄礼就说过:“今天下崩离,万乘震荡,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毗庶,朝野怨咨,以至此耶?若不诛之以谢天下,何以塞四海之怨愤!”(《旧唐书·杨国忠传》)在这种情况下,当太子李亨出于政治需要对付杨国忠时,高、陈二人自然会予以支持。

 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老迈的玄宗在叛军进攻长安时,没有积极地担负起领导全国平叛的责任,反而远避于西蜀,而太子李亨却有意承担起这副重担,作为忠于李唐王朝的老臣高力士、陈玄礼,为了国家的长远计,也不能不选择与太子合作。同时作为与玄宗数十年合作的老臣,他们又甘愿保护玄宗西行,这样于私于公都做到了尽心竭力,就此点而言,高、陈二人的行为的确难能可贵。不过他们两人与太子的此次合作并不等于他们加入了太子集团,或者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好处。

  马嵬事变后,到底向何处去,这在当时引发了争议。将士们认为杨国忠久兼剑南节度使,其势力仍然存在,不可前往西蜀。于是有人建议皇帝到河、陇一带去,有人主张到灵武(今宁夏吴忠北),有人建议到太原,也有人主张回到京师长安。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  唐玄宗的本意想去川蜀,但因众人反对,所以也不好表态,只好沉默不言。御史中垂韦谔认为,如果回京,应当具备防御的军事力量,今兵力寡少,不如暂且前往扶风(今陕西扶风),然后再决定去向。到达扶风后,军中人心不稳,流言四起,玄宗非常担心。恰好成都进贡的春采十余万匹运到了扶风,玄宗命将其全部拿出来赏赐将士,才使得军心逐渐稳定。

  为了能够顺利地到达成都,玄宗首先正式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节度使,又命颖王先行前往成都,做好迎驾准备。然后将护驾军队分成六军,命寿王李瑁等人分别统率,以次进发。其实这时跟随玄宗的禁军不过一千三百余人,即使需要整顿,也未必一定要分成六军。玄宗之所以这么做,实际上是分散了禁军的统率权。在此之前,禁军由陈玄礼统率,此次分别由皇帝的亲儿子寿王李瑁等人统率,说明玄宗已经不再那么相信陈玄礼等外姓将领了。

  唐玄宗是经陈仓、散关、河池等地,即通过陈仓道,直达成都的。途中崔圆来迎,并进奏说:“蜀土丰稳,甲兵颇盛。”这使得玄宗久悬的心才稍稍有所放松,遂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,即拜为宰相。到达普安(今四川剑阁)时,宪部(刑部)侍郎房棺来谒见皇帝,玄宗遂又任命其为文部(吏部)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  到达巴西郡(今四川绵阳东)时,太守崔涣来渴,玄宗任命其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,同时又拜韦见素为左相。玄宗如此频繁地拜相,一方面是要补齐杨国忠被诛杀后留下的中枢机构的残缺不全,收拾已经涣散的官员队伍之人心;另一方面他要通过这些行动显示自己仍然牢牢控制着朝廷的大权。

 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玄宗在普安时还颁布了一道制书,时间在这年七月十六日。这道制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:一是罪己,唐朝在玄宗自己统治时期出了安禄山举兵叛乱这样的大事,致使百姓涂炭,皇帝不得不逃离京师,玄宗不表示罪己责躬,显然是说不过去的;二是宣布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,领朔方、河东、管家婆,河北、平卢节度都使,负责收复长安、洛阳;三是以永王李磷为山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都使,以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,领江南东路、淮南、河南等路节度都使,以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,仍领河西、陇右、安西、北庭等路节度都使;四是唐朝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,所谓“应须兵马、甲仗、器械、粮赐等,并于当路自供”,也就是说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权下放了,从而为后来的藩镇掌财权开了先河。

  “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,并各任便自简择,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,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。”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也下放了,这就为以后的藩镇拥有辟署权开了先河(《全唐文》卷366)

  通过玄宗颁布的这道制书,还可以看出一些问题,即玄宗虽然被迫同意太子与自己分道扬镳,但是他又不愿意使太子的权力过大,所以分别任命诸子为各路节度都使,使太子的势力不至于扩展到这些地区,同时也可以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。当然玄宗下放财权与人事权,并不一定是为了防范太子,而是出于对当时局势的正确分析,因为唐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统一控制这些权力了,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安禄山的需要。

  这道制书的颁布,还说明了一个问题,即玄宗并不想主动退出政治舞台,即不想让位于太子,他还要继续掌控全国的局势。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早在这道制书颁布的四天前,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正式即皇帝位了。在这道制书颁布前,全国各地都不知道玄宗的下落,制书的颁布才使军民知道皇帝已经到了普安,并且正在向成都进发。

  七月二十八日,玄宗一行终于到达成都。经过几天的休整后,遂于八月二日颁布了(幸蜀郡大赦文》。在赦文中,除了再次检讨自己的过失外,重申了在普安时的战略部署,命令太子与诸王协同合力,平定叛乱。再就是对被安禄山胁从的官员,只要能改过自新,归顺朝廷,原其罪行,优与官赏,用于瓦解敌人,争取人心。这是玄宗作为皇帝发布的最后一道诏令,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,尽管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尊为太上皇。

 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灵武郡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之所在,唐朝在这里屯驻有大量的军队,早在天宝初期,朔方的总兵力即达64700人,马14300余匹,衣赐200万匹段,可谓财丰兵精。尤为重要的是,朔方之兵多为久战之军,战斗力极强,加之朔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,南下可直逼长安,东向经河东北部可进击河北,威胁叛军老巢,同时这里又是控扼河、陇的交通枢纽,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地位。

  太子李亨从奉天北上时,一路狂奔,马不停蹄,有时昼夜奔驰三百里,犹如逃跑,士卒器械亡失过半,其狼狈情况不亚于玄宗入蜀。到了平凉时,才敢稍稍停歇,直到灵武后,才算安定下来。从此以后,灵武便成为唐朝平定安禄山叛乱的大本营,而玄宗避居川蜀,失去了领导全国军民抗击叛军的地位,被太子所取代遂成为必然的趋势。

  太子李亨于七月九日到达灵武。仅仅过了三天,遂于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城南楼,史称唐肃宗。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,反映了李亨及其追随者迫不及待的心情。

  由于唐肃宗即位时玄宗尚在幸蜀的途中,所以并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一变故。到了成都以后,由于驿路不通,道路艰涩,因此仍无法获得外界的消息。直到八月十二日,肃宗派往成都的使者到达后,玄宗才知道了这个消息。面对这种局面,玄宗还有什么话可说,在国家危难之时,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,并且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。不过玄宗并不愿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,军国大事仍要奏与他知。

  因为肃宗即皇帝位时毕竟没有经过老皇帝的允许,也没有传国玉玺之类的国宝玉册,于是玄宗又命韦见素、房琯、崔涣为使,奉国宝玉册赴灵武传位。除了这些东西外,还必须有正式文件为据,于是玄宗先后又颁布了《明皇令肃宗即位诏》和《肃宗即位册文》,这样总算完成了新皇帝即位的全部程序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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